原告：覃女士
被告：吴先生
原告律师：孙奕律师、易轶律师
吴先生系北京某单位领导干部。覃女士与吴先生自行相识于2000年，并于2013年登记结婚。2013年5月，双方为了购房而办理离婚手续，离婚协议约定双方离婚后三个月内，吴先生向覃女士支付200万元，该笔费用并未实际支付。2013年9月，双方复婚，覃女士生下一子吴小弟。
在双方离婚期间，吴先生与案外第三人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以292万元购买了北京市海淀区某处房产，产权登记于吴先生个人名下。2016年年底，覃女士发现吴先生与她人存在不正当关系。覃女士保存有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开房记录以及录音等辅助性证据，但没有直接证据。为了安抚覃女士，吴先生在房产证上加上了覃女士的名字。在庭审中，双方认可房屋现值480万元。
2017年5月，覃女士与吴先生因家庭琐事发生冲突，吴先生将覃女士打伤，致使覃女士左耳外伤性鼓膜穿孔。覃女士报警，经鉴定，覃女士为二级轻伤。在吴先生即将被移送检察院之际，覃女士念及夫妻感情，未再继续追究吴先生的刑事责任。随后，双方分居，覃女士独自搬出了居所，吴小弟一直随吴先生生活。覃女士提出离婚，吴先生不同意。
2017年6月，覃女士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提出六项诉讼请求：一是解除双方婚姻关系；二是婚生子吴小弟随其生活，吴先生每月支付2500元抚养费；三是双方共有的房产归其个人所有；四是因吴先生婚内出轨、家庭暴力，要求其赔偿精神损失10万元；五是吴先生应按前次离婚协议约定，支付200万元补偿款；六是诉讼费用由吴先生承担。
2017年8月初，吴先生因纪律问题被单位停职接受调查。2017年8月底，本案第一次开庭。令覃女士措手不及的是，吴先生聘请了律师，并当庭表示不愿意离婚。
开庭结束后，覃女士委托我们代为处理本案。我们借助以往的办案经验判断，覃女士手中所掌握的证据并不足以认定吴先生具有婚内出轨的行为。
准予覃女士与吴先生离婚；婚生子吴小弟由覃女士抚养，吴先生每月支付2500元抚养费；双方的房产归覃女士所有，覃女士按房屋现值的30%给予吴先生折价补偿款；吴先生给予覃女士精神损害抚慰金8万元。
在本案中，吴先生具有家庭暴力，并因使用家庭暴力导致覃女士轻伤；同时，我方通过刑事诉讼进行施压，迫使对方当庭承认了婚内出轨的事实，最终法院认定吴先生既具有家庭暴力，又具有婚内出轨的婚姻过错。吴先生家暴的婚姻过错，可被认定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法院可依法判决双方离婚；同时吴先生的双重过错将导致其在财产分割、子女抚养权方面处于劣势，吴先生还将支付覃女士精神损害赔偿。
第一，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且调解无效是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一般来说，常见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有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配偶被宣告失踪的；夫妻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纠纷，致使感情破裂的；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在本案中，吴先生实施家庭暴力，导致覃女士轻伤二级，符合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即使其不同意离婚，因覃女士坚持离婚，法院亦可判决双方离婚。
第二，婚姻过错对财产分割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里明确提到，离婚分割财产时，应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照顾无过错方。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一方具有婚姻过错，法院均会酌情给另一方多分财产。在本案中，我们明确提出覃女士既是无过错方，又是受照顾的妇女，同时又是孩子的直接抚养者，要求获得房产，最终获得法院支持，且只需支付对方30%的房屋折价款。
第三，家庭暴力过错对子女抚养权的影响。尽管没有法条明确规定，实施家庭暴力的一方不能获得孩子抚养权，但在司法实践，家庭暴力是法院确定子女抚养问题时的一项重要考量因素。最高人民法院主笔的《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里明确提及“在涉及家庭暴力的离婚案件中，人民法院在判决确定子女直接抚养权归属时，应当将有利于未成年人子女的健康成长即子女利益最大化作为原则”。在本案中，孩子在父母分居后一直随父亲生活，按照以往的判例来看，孩子判决给吴先生的可能性很大，但我们认为吴先生具有家庭暴力，且其处于停职调查阶段，覃女士直接抚养孩子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最终获得了法院的支持。
第四，精神损害赔偿。婚姻法第46条明确规定，一方实施家庭暴力或者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法定过错的认定十分谨慎，大部分案件会因证据不足不予认定，自然也不会支持离婚损害赔偿。即使法院最终支持了离婚损害赔偿的诉求，由于法院没有对赔偿标准做出明确约定，实践中赔偿数额一般不超过10万，其中以2至5万居多。在本案中，覃女士要求获赔1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由于吴先生承认自己具有家庭暴力和婚内出轨的双重过错，法院最终支持了8万元。
作为一家专业办理婚姻家事案件的律师事务所，我们发现婚姻家事纠纷处理不当，极容易引发刑事犯罪。那么，当婚姻家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交织在一起，作为律师该如何为当事人争取利益最大化呢？
事实上，家庭内部的刑事犯罪，其根源仍然在婚姻家事纠纷。法院在审理相关的刑事案件时，依然会充分考虑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伦理等因素。作为律师，我们应该擅于运用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关系去缓和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最终为当事人寻找到最佳的利益点。
在本案中，我们的当事人覃女士显然对丈夫的婚姻过错始终心有芥蒂，但是他们有将近20年的感情，还有共同的孩子。这些情感因素的牵扯，让覃女士对是否追究吴先生的刑事责任处于矛盾的态度，她曾经想将吴先生送进监狱，但最终还是心软了。可是吴先生不承认婚内出轨，想争取更多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再一次激怒了覃女士。她甚至想鱼死网破——你让我得不到财产，那我就让你去坐牢。可这并不符合覃女士内心的真实意愿，因此如何能让吴先生妥协，成为了本案的关键。
我们通过与吴先生及其律师的沟通，晓以利害关系，迫使对方当庭承认婚内出轨，使覃女士在情感上得到了极大的抚慰，在财产分割上亦获得了更多的利益。对于吴先生而言，他所得到的，是免去了一场牢狱之灾。对于他们的孩子来说，父母虽然分开了，但是关系因情感和利益的补偿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亦是一种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