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后,母亲利用寒假探视将孩子带至海南,拒不送回、擅自办理休学,并在异地单方取得“孤独症谱系障碍”诊断。她以自己心理咨询师的身份主张:孩子正处于康复黄金期,由具备专业知识的母亲全职陪护,才最有利于孩子成长,据此提起变更抚养权诉讼。
这是一场特殊的对决——对方是心理咨询师,我方律师也拥有心理咨询师、高级婚姻情感咨询师、高级家庭疗愈师、青少年教育指导师等多项专业资质。律师没有陷入“谁更专业”的口水战,而是从心理学专业角度精准识别诊断漏洞,结合孩子在深圳期间的完整成长档案,向法庭还原了孩子此前社交活跃、语言突出、兴趣广泛的真实状态。最终,法院未采信海南单方诊断,驳回女方变更抚养权的全部诉请,维持原离婚调解书确定的抚养格局。
赵先生与张女士经法院调解离婚,调解书明确婚生子由赵先生直接抚养,张女士仅享有寒暑假有限时长的探视权。
2026年初,张女士利用寒假探视将孩子带往海南,探视期满拒不送回,并擅自为孩子办理休学,切断孩子与父亲、爷爷奶奶的联系。在海南,她单方带孩子就诊,取得“孤独症谱系障碍”诊断,并以心理咨询师身份主张:自己具备专业能力,孩子正处于康复黄金干预期,由自己全职陪护才最有利于成长,据此提起变更抚养权诉讼。
赵先生在孩子被带离海南后,先后两次前往海南与张女士协商带回孩子,但被张女士以孩子需要治疗为由拒绝。赵先生无奈之下向法庭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要求张女士将孩子送回,但张女士仍拒不送回。反而向法院提起变更抚养权纠纷。赵先生收到起诉材料后内心煎熬:他既牵挂孩子现状,又对这份异地诊断充满疑虑——孩子在深圳生活期间,社交活跃、语言能力突出、兴趣广泛,怎么突然就成了孤独症?
他委托家理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高级律师包锐、高级律师于婷婷应诉。包锐律师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案件的抗辩由此有了独特的专业切入点。
难点一:以专业背景破局,让法院对异地单方诊断产生合理怀疑
张女士以海南医院出具的孤独症诊断为核心证据,叠加自身心理咨询师身份,塑造“专业人士全职陪护孩子康复”的形象。全部就诊流程由她单方完成,医生主要依据其口述病史作出判断,后续医院又沿用首份诊断结论,整套证据在形式上对我方极为不利。
包锐、于婷婷律师从心理学专业角度切入,在庭审中向法庭梳理了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医学诊断标准,指出该病症以先天因素为基础,后天环境变化并非主要致病因素,确诊需同时满足社交沟通障碍、重复刻板行为、症状起源于早期发育阶段等多项条件。
随后,律师提交了大量孩子在深圳期间的原始视频、幼儿园老师评语、历次体检及儿童发育筛查报告,还原孩子此前社交活跃、语言能力突出、兴趣广泛,并不符合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典型表现。开庭当天,包锐律师告知法庭,赵先生和家人已预约深圳三家在儿童孤独症领域具有权威性的专业主任医师,主动提出双方共同带孩子重新诊断评估,但张女士明确拒绝。
法院最终认定:自闭症诊断需要采集日常行为信息,张女士单方将孩子滞留海南并自行就诊,长期直接抚养方未能参与诊断过程,诊断结论的客观性存疑;赵先生愿意配合专业诊疗,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争议事实无法通过科学途径进一步核实。
难点二:拆穿“全职陪护”人设,举证多项不适宜抚养事实
张女士主张自己“放下全部工作,全职精心陪护孩子康复”。同时,案件还叠加多重事实:她拒不履行生效的人格权侵害禁令,法院裁定三日内送回孩子却拒不执行;心理咨询资质存在疑点,庭审中无法提供证书原件;自称有高额收入,提交的却是与香港公司的合同。
律师逐一收集客观证据提交法庭:通过张女士朋友圈、视频号打卡记录,证实其频繁往返香港、广州、深圳多地,并非其所称的“全职精心陪护”;提交人格权侵害禁令及复议裁定书,证实其存在藏匿孩子、拒不履行司法裁定的行为;针对心理咨询师身份,对证书等级、执业能力提出质证意见;将拖欠抚养费、强制执行记录一并呈现。多组证据相互印证,击破对方塑造的“一切为了孩子”的人设。
难点三:引导当事人跳出对抗思维,以“儿童利益最大化”打动法官
赵先生最初认为孩子的问题完全是女方带到海南造成的,希望以此作为抗辩主线。包锐律师向当事人厘清了医学常识——孤独症谱系障碍是先天和后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后天因素主要指脑损伤等严重环境介入性影响,普通人理解的环境改变、教养方式等并非主要致病因素。因此,不应将“孩子是被女方带出病来的”作为核心论点,而应转向证明:孩子在深圳期间与在海南期间的表现截然不同,从而让法官对诊断结论的客观性产生合理怀疑。
同时,律师向当事人和孩子的爷爷奶奶详细讲解了孤独症谱系障碍的相关知识——如果孩子真的确诊,应如何陪伴、治疗和康复矫正。赵先生明确表示:如果孩子真的被确诊,自己愿意全力配合治疗,用尽全力照顾和陪伴孩子。这一态度完整向法庭陈述后,法官看到了当事人真正站在孩子角度考虑问题,而非单纯争夺抚养权。
1. 法院未采信女方在海南单方取得的孤独症谱系障碍诊断,因女方拒绝双方共同带孩子至权威医疗机构重新评估,驳回女方变更抚养权的全部诉讼请求;
2. 维持原离婚调解书确定的抚养权,婚生子依旧由赵先生直接抚养;
3. 案件结束后,继续推进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强制执行程序,推动孩子返回深圳原有生活环境。
本案的特别之处在于,对方是心理咨询师,而包锐律师同样拥有心理学背景,懂心理学。但律师并没有以“谁更专业”去争高下,而是用心理学知识帮助法庭理解孤独症谱系障碍的诊断标准,结合孩子在深圳期间的成长档案,让法官对异地单方诊断产生合理怀疑。同时,律师将幼儿园评语、体检报告、发育筛查结果、日常视频等大量零散材料整理成完整的证据链,让法庭看到孩子被带离前的真实状态。在诉讼策略上,律师没有让当事人陷入“孩子是被女方带出病来”的对抗逻辑,而是引导他从“如果孩子真的确诊,我该怎么做”出发,表达愿意全力配合康复治疗的态度,让法官看到当事人真正站在孩子角度考虑问题。此外,律师通过朋友圈打卡、法院裁定、执行记录等客观证据,逐一击破对方塑造的“全职精心陪护”人设。
案外说法
离婚最怕的,不是两个人分开,而是孩子沦为博弈的筹码。探视权本是为了让孩子在父母之间维持完整的爱,却常被用来藏匿、抢夺、甚至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这个案子里,母亲利用寒假探视将孩子带至千里之外,拒不送回、擅自休学、切断孩子与父亲和祖辈的所有联系,然后拿着一份单方诊断提起变更抚养权诉讼——孩子成了什么?一件证明自己更合格的展品?父母之间的恩怨,不该由孩子来买单。那份诊断是否成立尚存争议,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孩子需要的是稳定的生活环境、持续的情感联结、父母双方的共同关爱,而不是被某一方独占、隔绝、作为诉讼的武器。无论抚养权归谁,孩子的健康与成长都应当是双方优先考虑的头等大事。
相关律师
家理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包锐
执业证号14403202311605099
家理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于婷婷
执业证号14403202211536731